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骄横刚愎威权震主大明宰相张居正悲剧性格-【xinwen】

发布时间:2021-10-12 10:06:40 阅读: 来源:热压机厂家

骄横刚愎威权震主:大明宰相张居正悲剧性格

张居正的为人处世留下许多是是非非,不论是赞许的、反对的、持平的,无一例外都对他的倨傲、专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而这又与他的远见和魄力难分难解,这说明他是个性不凡的政治家。

在社会实践中,尤其在社会转折的关头,一切富有创造性的决策,往往发端于个人的智慧和作为,坚强的个性是成就伟大事业的潜在素质,从这方面来说,个人的性格往往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,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人,他把自己的理想、意志融进政治生活,催生了晚明的社会变革。低贱的出身,官场的纷争,强手对峙中的角逐,种种不利因素,都能成为他积蓄力量,提高权力和威望的台阶,这是他性格中的主导面。然而他也有蛮横、短视、气馁的时候,这深藏在内心深处的负面因素,限制了改革事业的深化,也预设了他身后一败涂地的陷阱。

无情而重义,拒贿而好谄,伟大与渺小,坚强与卑微集于一身,多侧面性格,复杂的个性,恰如湖北人传说中的九头鸟,似鸭非鸭,遍身赤红,“九头皆鸣”,这九头既是神通广大的显示,也是多种声部的呈现。这多声部而又和谐的组成,体现了张居正性格中的多面性和复杂性。

《明史》是这样评论张居正的:“居正为人,颀面秀眉目,须长至腹。勇敢任事,豪杰自许。然沉深有城府,莫能测也。”体貌挺拔,长须飘飘,敢作敢为,思想深邃,城府极深,既帅气又傲气,使人可望而不可及,这就是历史中的张居正,一个让人看不透也说不尽的张居正。

寡情而重义

钢铁般的意志是张居正性格中的精粹,他就是以这样的铁腕手段行事、执法,**和打击反对派。他崇尚军事家孙武用兵法治理国政,推行以杀止杀,以刑止刑,“盗者必获,获而必诛”的主张,给敌对势力以无情的*。并以打击的强度考核官员,遇有*不得力的,一概杀无赦。所谓“约束不明,申令不熟,是将领之过;约束已明,申令已熟,而士兵不尽力,是士兵之过,杀之无赦。”这一杀气腾腾的指令,以立法的形式驱使官吏肆无忌惮地*一切不服从朝廷的政见和*。他还放手任用酷吏治理边远地区。殷正茂是个心狠手辣的枭雄,为人贪酷,名声不好,任用他遭到多人反对,可张居正认为只有他才能解决问题,力排众议,任命他为两广总督。殷一上任即大张旗鼓地*蓝一清、赖元爵起事,杀了上万人,平息了这一风波。张居正在给他的信中,不无得意地说:“平复南方乱事,立下大功,官员士大夫都佩服公之雄才,也相信我的知人之明。”万历元年(公元1573年),张居正刚上台,就面临广东潮州一带的反明势力的叛乱,他在给殷正茂的信中嘱告:南方盗贼犹如野草,铲除又复再生,自古以来南方将领做不到一举荡平。今当申严法令,调动兵力,斩草除根,“见贼即杀,勿复问其向背”,倘有违反者,一律按军法处置,斩首示众,让怀有异见之人胆战心惊,不敢不听命。要不惜一朝之费,确保永世的安全。

“见贼即杀,勿复问其向背”,这是非常残酷的暴力理论,用战争时期形成的孙子兵法来治理和平时期的内政,必然崇奉暴力。综观张居正的内外政策,除了对蒙古俺答实施优抚外,对境内的*和治安,不论是起义还是偷盗,是正义还是非正义,均力行诛杀,从不手软。万历五年(公元1577年)徽州织丝机工抗税,张居正认为:此事虽然由于殷正茂处理欠当,引起骚乱,但既然圣旨已出,就不准申诉。他明知这是由官府处理不当而引起的纠纷,本可以协调解决,却坚持不让申诉,只是因为旨令业已颁布,为了不使天下效尤并保住朝廷的脸面,照样施以*。闹事的机工因此冤沉海底。

他不是不明白事理之人,有的见解也符合民意,例如,他认为地方暴乱之原因,往往是不良官吏的惹是生非。但他考察官吏以功实为准的实质,实际上重视的仍是镇压是否得力,公然鼓励施暴。毫无疑问,有些小股起义乃是弱势群体对压迫的反抗,在他看来,不论起因如何,只要冒犯朝廷,一概杀之无赦。以暴力彻底摧毁任何有可能发生的反抗,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才是他最终的目的。

历史上著名的“星火燎原”的命题,就是发端于张居正的*理论,他说:微火刚起时,一指就能熄灭,及其燎原,“虽江河之水,弗能救矣”。鹏鸟在未起飞的时候,可以俯视,一旦冲上云霄,虽有善射的猎人,也无可奈何。“禁于未发,制于未萌”,才是预防之道。

这篇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,冠以《人主保身以保民论》的命题,说穿了,就是向君主进言:要保持权位的稳定,就要密切注意刚露头的星火,一举扑灭。这就是他“禁于未发,制于未萌”的真谛。

对于暴乱,张居正可以做到不惜工本,务求一鼓荡平,斩草除根。广东岭西的山民从嘉靖时期就有反抗朝廷的活动,延续数十年不断,当地督府请求再次*,朝臣多认为山高路远,地处荒僻,难以平定。张居正亲自调兵遣将,出动三十万兵力一举讨平,并宣告:“此后倘有根芽再萌,旋生旋除,决不手软。”

叛乱的平定,给张居正带来莫大的兴奋,万历元年(公元1573年),四川巡抚*九丝山都掌蛮获得成功,他在贺信中连连称道:“喜甚!喜甚!”自述“闻九丝捷音,不觉屐齿之折”,一听到捷报传来,高兴得欢呼雀跃,不觉鞋齿都被折断,这样嗜好*和诛杀之功,是一种魔鬼般的心情。所以他不恤人言,对反夺情的同僚痛下毒手,将他们打得血肉横飞,逐出京城,毫无怜悯之心。

然而,人的性格是个复杂的系统,刚与柔、粗与细、崇高与卑微、高傲与谦逊等相互对立的因素,往往同生共长,相互缠绕盘桓,回旋一生。在张居正魔鬼般的心理中,也有脉脉的温情。他是个知恩图报的性情中人。顾东桥是最早赏识他的伯乐,对于恩人的苦心栽培,张居正铭记在心,尽力图报。隆庆初年张居正进入内阁后,立即给去世的顾东桥追加恤典,并托付南京提督学政关照顾的家属。顾东桥生前最疼爱的儿子是顾峻,由于是庶出,担心日后为家族不容,拜托张居正照顾。张居正对此念念不忘,万历二年(公元1574年)张居正亲自帮助顾峻排解家族纠纷,使其顺利得到荫庇。万历四年(公元1576年)顾峻应选,张居正又派官船供其遣使。他一再表白自己能有今日,都是顾公所赐,于是尽最大的努力,兑现了顾东桥的生前嘱托。

对于徐阶,张居正几乎以一生的努力给予回报。徐阶罢官后畏惧高拱不放过自己,面嘱张居正“家国之事,一以奉托。”张居正心知肚明,不仅在徐阶儿子犯法时,保全了他的幼子和谋生的财产,又尽力加以抚慰,不惜得罪权势正盛的高拱,曲意呵护。如今见到的《荆州府志》是这样记述的: 张居正得罪高拱,是为了救徐阶。徐阶是他的座师,托他照顾家事,就是担心遭受高拱的报复。高拱出任首辅后,徐阶果然蒙祸,三个儿子被放逐,家产被抄,是张居正暗中保护,才使其免除牢狱之灾。隆庆皇帝死后,张居正趁机除掉了高拱,为徐阶消除了心头之患,这可谓国士之报!张居正岂不与高拱交好?怎奈这两人一是老师,一是朋友,权衡之下也就不能兼顾了。

说张居正与高拱的矛盾是出于维护徐阶,未免把复杂的事态简单化,但可说明张居正并未因为徐阶的失势而倒向高拱。万历十年(公元1582年),张居正已经病危在床,适逢徐阶八十寿辰,为作贺寿文,他拒绝家人请人代拟的建议,执意亲自执笔起草。临终前又上疏请求给予徐阶优礼耆老的待遇,他历数徐阶的功绩说:“当嘉靖末年,奸臣当道,时局败坏之际,是徐阶在乱政之后,矫枉以正,矫浊而清。惩治贪官以安民生,制定规章,核算经费,扶植公论,奖励人才。一时朝政修明,官府振肃,海内得以太平无事,这都是徐阶之力。”把改革的头功归于徐阶,表现出他对恩师的情深义重。

至于高拱的失势,是否出于张居正的主谋?有人指斥,有人辩护,也有各打五十大板的,纷纷扬扬,成为历史的疑案。但从各种记载看,他对高拱并非没有同情之心,在高拱遭难时,赠以重礼,处理善后也留有余地。高拱回乡后,郁郁寡欢,有一次派仆人到京师旧居中取些日用器具,张居正得知后,找到来人,详细询问高拱的近况,因得知高拱晚年凄凉而动情落泪,并赠以价值千金的玉带、银两和日用品。万历六年(公元1578年),张居正回乡葬父,路过河南,探望病重的高拱,两人相视而泣,这年高拱去世,高夫人上疏请求给予恤典,并给张居正呈送千金重礼。恤典,这是朝廷给去世官员以追封、树碑、立坊、建祠的示哀典礼,非是有功之臣,很难得到这种待遇。对于高夫人的礼物,张居正坚持不收,送礼人哭着哀求说:“夫人要我转告先生,相公平生清廉,所爱的就是这些收藏,又无子孙可继承,送给先生,是希望先生见到此物,如见相公。”张居正听后大为感动,收下礼物,很快下了恤典。

虽然高拱在《病榻遗言》中多怪罪张居正,但也只是一面之词,通观张居正与高拱关系的全局,他们既有权力的斗争,也有感情交好的因素。否则,以张居正炙手可热的权势,落井下石,置高拱于死地易如反掌,但张居正不但没有这样做,还给以恤典告慰亡灵,并未计较高拱对他的指责,此种行为的动机可以有各种猜测,是真情?矫情?权术?不能说没有因由,但考察历史人物只能以行为效果为准则,高拱得以善终,不能不说是张居正手下留情的结果。

张居正为人很讲义气,自认“不愧于名教,不负于知己”,把知己与名教并列为他人生必须信守的两大准则,只要是知己之交或是他看中的人才,都能优容。此种济人以宽怀的情意,在保护人才中也有所表现。隆庆年间御史詹仰庇因为上疏要求清查宫监的账目,得罪宦官,要遭受廷杖,张居正立即上疏营救,认为经过再三考察,詹仰庇的举动只因钱粮不清,希望通过清查,给国家增加收入,本意良好,并无他意,詹仰庇因此得以免遭酷刑。漕运总督王宗沐因为负责海运十二万石米抵天津,八条船沉没,损失三千石,要受惩处,张居正认为其人很有才干,为之开脱说:“海运初开,小有损失,无害大计,对一个有才能的人,还是要保护,不要深责了。”

道是无情却有情,说是有情却无情。黑白交织,善恶并存,在张居正身上呈现的就是,半是魔鬼,半是天使。

拒受贿,好谀扬

在张居正身后最遭非议的是他为官的品性,有说他喜好受贿,也有说他严于律己,多次拒绝受贿,是耶?非耶?莫衷一是。

《明史》中虽有“岁时问居正不绝”的记载,但极为少见,如果不是用以行贿的重礼,一般性的官场应酬或礼尚往来,也并非是出格的事。但张居正的家居生活相当奢华,这既是他的追求,也是当时的社会风尚。

晚明商业繁荣,商品丰富多彩,人们的消费热情日益高涨,在社会上兴起一股去朴从艳,追求奢华的风尚。在晚明笔记小说中有很多这样的记载:“收入担米,就穿绫罗,积蓄没有几两银子,就要戴上珠翠。”有的“积蓄一年之资,制一裳而无余”,有的“从典当铺中觅到廉价的旧衣衫,翻做改新,与豪华公子列座”,一般市民尚且如此,当官的更是争妍斗奇。住所必有雕梁画栋,花石园林;宴饮一席,水陆珍馐美味数十品;服饰一掷千金,视若寻常;日用品不惜以金银作为溺器。御史大夫王大参每次出动游猎,随从们吹奏丝簧,服饰诡丽,绵延数里;工部郎徐渔浦每有客人来访,必先让人侦察客人的着装是什么颜色,再挑选自己穿什么,用什么色彩,然后相见,“两人宛然合璧”。吴昌时的家居,在坐榻四周环列梅花一百盆,水仙一百盆,按季节随时更新,读书、办公宛若置身花丛之中。著名文人张岱在他《自为墓志铭》中,说自己“极好繁华,好精舍、好养婢、好娈童、好鲜衣、好美食、好骏马、好华灯、好烟火、好梨园、好鼓吹、好古董、好花鸟。”吃喝玩乐样样都嗜好,连同性恋的隐私,也毫不隐晦。太守金赤诚其貌不扬,家无担储,每外出,遍身绫罗,香气扑鼻,穷极奢靡,“而作吏颇清白,第负乡人债数千,不能偿耳。”讲究奢华到了负债的地步,其人还是清官,这在古代是难以理解的事,在晚明却不足为奇。负债消费是近代的消费方式,在晚明却超前出现,这是商业领先繁荣而造就的城市生活方式。

张居正也不能免俗,他素爱整洁、喜好修饰,早晚都要抹香脂,衣服华丽耀目,每日必换一套,所到之处香气缭绕。他癖好收藏古玩,当时赝品甚多,却没有人敢欺骗他,所以其收藏的多是精品,但尚未发现他以权掠夺的记录。

然而上有所好,下必争相趋奉。万历六年(公元1578年)张居正回乡为父送葬,地方官特地为他制作了一顶轿子,前有起居室,后有卧室,两边有回廊,各有一个书童为之焚香挥扇,用三十二名轿夫扛抬,沿途府、州、县官全部出动跪接迎送,浩浩荡荡,其排场之豪华,规模之盛大,创下官员乘轿之最。沿途吃饭,每次招待的菜肴多至上百品,由此可见生活之豪华,非同一般。在骄奢的生活中,难以设想他多次上疏要求宫廷节省开支,带头不戴貂皮帽,可这都是事实。在理性上他治国理财的严明,在生活中他的奢华和排场,是他性格多侧面的表现。

爱好奢华的不一定是贪官,贪官的生活也不一定都豪华,人就是这样复杂的构成。早在张居正被抄家时,就发现他的财产远不及宦官冯保,只相当严嵩的二十分之一。原本想在抄家中获得意外之财的神宗,也未免大失所望,这似乎已能说明张居正为官尚有操守。事过近三百八十年,一场“*”的风暴,掀开了张居正的棺木,意外地发现,这位权倾一时的宰相,竟然很少陪葬。据《张居正》小说的作者熊召政到实地采访后记述:“墓很坚固,用锹铲之类的工具无法挖开,便有人开来推土机,终将墓室摧毁。掩封了近三百八十年的棺材显露出来。红卫兵们一拥而上,掀开棺盖,除张居正的保存完好的一副尸骨之外,袍服尽烂,棺内只有一条玉带和一方砚台,别无任何陪葬品。这结果让红卫兵们深感失望,也就一哄而散。”玉带是官位的象征,砚台以示文墨,此两件随葬品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墓主的追求和品味。在厚葬盛行的风气中,仅此两件陪葬又似乎有些寒酸,这固然与张居正的薄葬观念有关,也是对财富有所检点的表现。

明代官员的俸禄不高,以一个县官(七品官)来说,月薪按米价折算,相当于人民币二千五百元,可是其他无形收入并不低。除俸禄外,配备有宅隶、马夫等勤杂人员,这些人员的住房、衣食、出行、笔墨,所需的花费都由朝廷支付或补贴,新上任的官员搬家还有装修费等。高级官员经常有来自朝廷的赏赐,包括大量的土地、奴仆和布帛银两,并享有种种特权。张居正在居丧期间,按规定是不领俸禄的,可每月还有大米十石,茶叶三十斤,香油二百斤的供应,折合人民币也有一二万元。所以官员的收入不能只看俸禄,那些合法拥有的特权,折算起来可能远远高于工资,工资低的也能获得高享受,作为一国的宰相,有丰厚的家底,并不奇怪。

张居正究竟是否是大贪官?当时人们就有不同的议论,留下的史料也有相互矛盾之处,今人已很难考实。但从抄家的清单和随葬品所见,应该说这两项实证,比连篇累牍的议论更有说服力。再看他多次拒贿的记录,才能理解他的由衷之言。万历三年(公元1575年),张居正批评郧阳巡抚刘虹川为求提升送礼的行为时说:古人言,取不义之财,犹如将自己置于深沟,难道你要将我推入深沟?以你的抱负,又当盛年,自有当用之日,理当静心等待。如果舍大道不走而走旁门,弃礼义不顾而行贿,我不得已,必将公布于朝廷,这将使我陷于薄德,你也永无录用之日,岂不两败俱伤?

同年,他退还知县傅应桢所赠的贵重物品时说:想当初惜别时,曾以“守己爱民”四字相勉励,因此屡次赠礼,都不敢接受,唯恐违背相约之言。想不到礼物愈赠愈厚,难道你以为我是嫌少?你所赠之宝物玉带,价值昂贵,这不是一名县令能持有之物,特此奉还,希望能反思自励。

万历六年(公元1578年)大理寺卿刘小鲁在湖北当阳县玉泉寺的风景区为张居正购买田宅,被拒绝。张居正在信中说:当阳厚意,愧不敢当。看到图纸,结构不小,所费不下千金,这哪是一县能办的事?必然动用公款,纷纷多事,徒增烦恼,何况近来严禁各地造书院、聚众吃公粮,若以身试法,又何以作人之表率,赶快停止,鄙人才得以心安。

在行贿成风的官场,受礼固然有失道义廉耻,但官员们习以为常,不受礼的反而被视为另类,遭受各种猜测,这常常使受礼人处于两难的境地,对此张居正也有自白:如今我所举荐之人,往往用赠礼相报。不受礼,这些人就会说:“怎么对我这样见外?”接受赠礼,不给他们任事,又会受到责怪:“为什么不支持我。”这都是庸人所见,非大雅之才也。

这些信件未必都是作秀,既然是书信就必有对应者,这是两方,不是一方的自言自语,况且这些信件收集出版,是在张居正被贬之后,如果没有其事,是不敢公布于众的,这表明他拒受贿赂是有可信度的。晚明官场的*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,在滔滔浊流中,能有这样的自律已很难得。但是,对于金银财宝可以毫不动心的,未必能正确面对蜂拥而至的阿谀和奉迎。在张居正事业鼎盛时,家乡为他立的牌坊就有七八座之多。有人送他一副对联:“上相太师,一德辅三朝,功光日月;状元榜眼,二难登两第,学冠天人。”对这样的颂扬,他欣然接受,高悬于大厅。还有人用黄金制作了一副对联:“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,天子立山为岳四方颂。”张居正别号太岳,此联别具匠心,嵌入一个“岳”字,隐喻张居正是巍巍高山,受到四方颂扬,并与“万国仰大明”相提并论,这样露骨的阿谀奉承之词,他竟然高兴地接受,还不时地加以把玩和欣赏。

这是截然不同的两张面孔:一是淡然面对滚滚而来的财富;一是热衷于听取种种谄媚和谀扬。明智与浑噩,清醒与懵懂这相互悖反的性格都集于一身,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两极的分裂?一言以蔽之,是他的权势欲。

张居正是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,也是个敏于决断的实干家,他不恤人言,自负甚高,内外大事,都是他说了算,中央六部只能照办不误。他与次辅吕调阳、张四维共事,也只让他们“拱手受成而已”。皇帝年少,一切唯他是从,如此大权独揽,高高在上,众多的官员不过是供他役使的下属,同僚只能看他眼色说话行事。有一天皇帝听讲下课,问起阁臣吕本在家安否?张居正由此生怒,回到内阁随即召来吕本的儿子中书郎吕兑责问:“皇上怎么知道尊公的起居?”“兑大恐,即上疏自罢。”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,经他一过问,就使人胆寒得自动辞职。如此独断专横更助长了他的为所欲为,享有许多人不能有也不敢有的特权。按明制,朝廷颁赐诰命,官员都要在午门金水桥南畔,唱名跪受,而张居正却坐在内阁派人代领,这引起人们的种种非议。对这些非议,他一概置之不理,别人也无可奈何。

张居正具有一言可使人平步青云,也可以致人破家亡身的权力,已形同最高统治者,事实上他已享有无上的威权。在官员见面互访中,按惯例先要“投刺”,即送上名片,在柬面要书一“正”字,这是习惯的礼仪用语。万历四年(公元1576年)后,柬面再也不书“正”,就因为张居正的名字中有一“正”字,竟然出现君主才有的避讳。到了这种地步,自然会衍生出种种怪现象。

张居正父亲去世,一位巡抚身穿孝服前往吊丧,一路上号哭不已:“死了老太师,何不死了小子!”堂堂的国家命官,自甘孝子,涕泪纵横地要求代死,已属荒唐,更为荒诞不经的是,张居正母亲进京,地方官一路护送,诚惶诚恐,渡黄河时老太太看到河大水急,有些害怕。为使老人消除顾虑,安慰说:“过河尚未有期,临时再当通报。”利用这短暂的停留,调动大批舟船首尾相接,在河上连成一片,上面再填以泥土,两旁插上柳树,老太太的船行驶其中,如同进入小河浜,快到北京,老太太还以为未过黄河。

在张居正患病期间,为之斋醮,举国若狂。更是见所未见,请看当时人的记述:

“江陵病时两京大小九卿科道庶僚咸祈祷备至,举国若狂。”

“自六部卿、大臣、翰林、言路、部曹,下至官吏冗散,亡不设醮词庙,为居正祈祷者,吏部尚书而下舍职业而朝夕奔走,仲夏曝身出赤日中。”

“江陵公卧病邸第,大小臣工莫不公醮私醮,竭诚祈祷。御史朱琏暑月马上首顶香炉,暴赤日中,行部畿内,以祷祝奉斋。”

就是这名朱御史,在赤日炎炎下,头顶香盒,一路奔波,他的部下怕他饿着,送上饭食,其中有些肉,他一见大惊,怒骂:“你难道不知我为宰相斋醮,给我肉食,是何居心!”

看到这样的记载又岂能想到,张居正去世刚半年,倒张的活动就已迫不及待地展开,接踵而起的是连篇累牍的弹劾,张家满门查抄,长子自杀,次子充军,全家饿死十多人,威震一时的宰相竟落得这样悲惨的下场!

世人对张居正的态度何至于在一年之内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?能怪罪人情无常,人心不古吗?一个位极人臣的首辅,权势之大,熏天赫地,附骥攀鸿者如蝇逐臭,自古如此,正如明末思想家李贽所言,这是市道之交,不过是一场交易,本不足为奇。奉承某人实际上是奉承某人手中的权力及其带来的利益,权在利存,权失利亡,这权和利驱动着一批又一批的人摧眉折腰,阿谀谄媚。(明朝历史 www.lishixinzhi.com)张居正喜好谄扬的心态,更助长了此风的增长,导致他利令智昏,不可收拾。

改革时期需要集主权,一号令,不能没有权势,当主少国疑之际,此权势确实有助于新政的推行,却可能潜伏使人昏昏然的危险。《史记》早就告诫人们:“道高益安,势高益危。”这“危”就危在当局者迷。张居正在声色犬马的生活中尚能保持一定的自律,却抑制不住从内心深处喷发的张扬权势的欲望,日益膨胀,再膨胀,不惜偏信各种阿谀奉承之词,排斥逆耳的忠言,引得趋权附势者趋之若鹜。所以他的同辈人,都承认他的才能和政绩,却很少有人与他结成知交。权势欲促使他登上人生的高峰,吸引众多的附和者;也跌入人生的低谷,使朋友敬而远之。正如东林巨子顾宪成的评论:“堂堂相君,其权势之重,能以人贫,能以人富,能以人贱,能以人贵,公卿百官争相歌功颂德。及其去世,又人人称快,当初附和他的纷纷躲避,唯恐受到牵连。”

如此世态炎凉,是人情之所难免。对一个当权者来说,难道不能由此反思,掌权时人们的趋炎附势有多少可信度?也许在他日那些趋炎附势之徒就会成为落井下石者。成也是权势,败也是权势,权势会成就功业,也会蒙蔽自己的眼睛,不辨东西,不识好歹。权势太盛而不加节制,陶醉在阿谀的陷阱中不能自拔,是张居正致命的弱点。

豪气、骄气和流气

一方水土养育一方风俗,一方风俗造就一方人才。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,三秦多剽悍勇猛的好汉,齐鲁多耿直刚烈的英雄,荆楚多磊落放达的人杰。张居正生在楚地,以楚地而自豪,他曾说:“楚地有长江、汉水,衡山、巫山,水势澎湃,高山巍峨,民性多有襟怀坦荡,豁达大度之气概。”又说:“在国家多难之秋,楚人能挺身而出。”在危机四伏的隆庆、万历之际,他疾呼:“非得磊落奇伟之士,大破常格,扫除廓清,不足以消除天下之患。”这是他对人才的呼唤,也是对自我的标榜。

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富有豪情壮志的政治家。他在登临赤壁时,极目楚天,激扬文字,一抒他的抱负和感慨:

登赤壁矶,观孙曹战处,慷慨悲歌,俯仰千古。北眺乌林,伤雄心之乍衂;东望夏口,羡瑜亮之逢时。遐想徘徊,不知逸气之横发也。继过岳阳,观洞庭,长涛巨浸,惊魂耀魄,诸方溟涬,一瞬皆空。

这首词大气磅礴,俯仰千古兴亡,使他悲喜交集,逸气横发,充满了壮士的豪情。他品评人物,别具慧眼,号称竹林七贤的魏晋名士嵇康、阮籍、山涛、向秀、阮咸、王戎、刘伶,由于醉酒酣乐,*不羁,有违名教,常为世人所诟病,他却高度赞扬这七子“不随俗好恶”的品节:“今人非议七贤者,多观其沉湎酒色,恣意妄行,便说这有累名教,贻祸晋朝,此所谓以小人之心,度君子之腹。这种庸人之见,实在不识良工的匠心独运。”

晚明的儒林、文苑,有一批狂放的学者士大夫,他们有的傲视权贵,愤世嫉俗;有的藐视道学,非圣非经;有的不拘格套,独抒性灵。他们张扬个性,崇尚“顶天立地丈夫身,不淫不屈不移真。”王阳明认为这是“狂者的胸次”,“信得此处,方是圣人的真血脉”。这股狂放的心态,类似魏晋的名士。张居正对竹林七贤的称赞,说明他也深受这一思潮的鼓荡。真正促使他缅怀七贤,忘情颂扬的是那七子不随波逐流、特立独行的风骨和强烈的自我意识。惺惺惜惺惺,正是有与竹林七贤相通的豪气,才有如此强烈的共鸣。

如果张居正也是一位骚人墨客,也许在明代又多了一位文人狂士。可是张居正不是竹林七贤,成书在万历四十年(公元 1612年)的《张太岳集·序》指出:张居正平生“不屑为文人”,他的所作所为“实亦非文人所能为”。在他与高拱共事内阁时,互相以魏征、房玄龄、杜如晦等一代名相为表率,谋求治国理政之道。他是名扬荆楚的才子,却不屑于做一文人,从少年时代就放眼天下,以肩负天下兴亡为己任,从政后许下“苟利社稷,死生以之”的诺言,称“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、许知己,惟鞠躬尽瘁而已,他复何言。”因此义无反顾地成了一名起衰振隳的宰相。

虽然在张居正内心深处,向往悠游豪放的生活情调,蕴藏了对竹林七贤的钦羡,但在现实中他却是一个叱咤风云的政治家。他魄力过人,也威严过人。他的儿子张敬修描述他:“遇事有执持”,“湛静沉默,声色不露”。自从出任首辅后,张居正更是老成持重,对客人往往不交一言,为人矜持,沉默寡言,喜怒不形于色,但要发话,威势逼人。张居正给小皇帝讲课,神宗把《论语》中的“色勃如也”,误读成“色背如也”,张居正一声“应当读‘勃’!”使神宗顿然惊悚。他要一发话,能使“百僚皆惕息”,连大气也不敢出。主持内阁会议时,他气盖群臣;与客人交谈,不数语即行送客。对于同僚,他就是这样咄咄逼人,不屑一顾。

他凌厉的威力,是骄横、刚愎性格的反映。蒙汉和议成功,他恃功逞能,自命不凡,声称:“我不烦一士,不役一兵,坐而得之,此天赞我也。”“豪杰所见,自与凡人殊也。”他多次自比为辅佐商王的伊尹、神机妙算的诸葛亮,因此给同僚留下“骄抗,轻弃天下士”的印象。清代学者林潞认为,这是他自恃才高而溢于言表,重蹈韩信的覆辙;谈迁说这是犯了“威权震主”的大忌,因此贻祸于身后。

那么他真的就是这样一个冷面相对,威严不可一世之人吗?不!在他身上还有与骄气难以相容的流气,使人大出意外。他在受到刘台的弹劾后,当堂批驳刘台说:按军规,巡按不得报军功。去年辽东大捷,刘台身为巡按,违制抢报军功,是臣请旨予以降职处分,刘台就已怀恨在心。傅应桢下狱,因为是他的同乡,由此猜疑更多,积怨愈深。刘台本是臣的门生,二百年来从没有门生弹劾师长的先例,臣只有一去以谢之。说罢,就伏地哭泣,要求辞职,神宗走下御座亲自拉他起来,“慰留再三,居正勉强同意,犹不出视事。”

一个威风凛凛的宰相竟然当众大哭,伏地不起,还闹得要辞职*,经皇帝再三慰留,也不听,最后用白纸黑字写了手敕,他才出来管事。对于一个并不严重的上疏,何至于这样的撒泼?类似的事还发生在夺情风波中,当吴中行、赵用贤、艾穆、沈思孝被处以廷杖时,王锡爵、申时行出面向张居正求情,这两人均是他的好友与同事,也是凭不一般的友谊进行调解。当他们说明来意后,张居正突地转身一拜说,你们这是要赶我走,我能怎么样,那就只有自刎了。

这在《明史纪事本末》中有生动的叙述:刑部员外郎艾穆、主事沈思孝联合上疏指控“居正忘亲贪位”,张居正大怒,欲以重处。马自强出面调解,张居正突然跪倒在地,一手抹须说:“公饶我,公饶我!”王锡爵以好友的身份再次相劝,张居正说:“皇帝已经发怒。”王锡爵说:“圣怒,也是为了你。”话还未说完,张居正突然屈膝于地,举手索刃作刎颈状说:“你杀了我,你杀了我吧!”王锡爵大惊失色,急忙退出。

又是抹须,又是跪倒,又作刎颈自杀状,为了这样一件小事,竟然闹得要自杀,活像一个无赖!这又岂是堂堂宰相所应有的行为?真是匪夷所思,无怪乎连与他共事已久的王锡爵也吓了一跳。张居正出身下级军士之家,自小心高气傲,在民间摸打滚爬,具有英勇无畏的军人气质,但那不甘于人下的心态,奋起急追的泼辣劲,一显峥嵘,便使得同僚手足无措。

一个饱读经书的才子,倜傥豪放的翰林,威震当朝的宰相,兼有泼皮样的身手,这些互不相容的多极表现,竟然浑然一体,这就是活生生的张居正。尽管他有进退徐疾、洞若观火的智慧,胸中藏兵、决胜千里的勇气,工于心计,深谙权术,但逃不脱这性格的自伤和伤人,他埋怨:“仆以孤直,不能随俗讨好于人,错当宰相,为众所忌。”殊不知,正是他缺乏这一自知之明,才加剧了身后的罹难。

这是真正的性格悲剧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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